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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十字精神從何而來——試論“人道、博愛、奉獻”的紅十字精神生成邏輯
      發表日期:2018-05-21 字體:   
       

      ■  何校生 

      “人道、博愛、奉獻”的紅十字精神的內涵,業內人士大都耳熟能詳,不少關注紅十字事業的社會人士也很清楚,但若問起紅十字精神是如何形成的?其生成邏輯是什么?恐怕就很少有人說得清楚。究其原因,是學界和業內人士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探討不多、不深,沒有形成共識。 

      弄清紅十字精神生成邏輯,對于更好地弘揚和踐行紅十字精神,增強紅十字文化自信,無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擬從邏輯推理、中西文化融合、時代呼喚三個方面探討此問題。 

      沒有紅十字運動就沒有紅十字精神 

      紅十字運動是紅十字精神的根源和原點,沒有紅十字運動就不會有紅十字精神。按照“紅十字運動——紅十字文化——紅十字精神”的邏輯推理,只有將紅十字運動作為紅十字精神邏輯推理的根源和原點,才能發掘其“獨特性”。 

      認知認同這一邏輯推理十分重要。我們不能因為紅十字精神是中國化本土化的表述,就否認紅十字精神的根源是國際紅十字運動,也不能因為紅十字精神的內涵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相通之處,就否認紅十字精神的原點在國際紅十字運動。 

      眾所周知,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初衷是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150余年來,它之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是因為其對任何人不存在歧視、偏見的人道思想,使得國際紅十字運動所提倡踐行的人道主義思想能夠被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認同和接受,中國自然也不例外。 

      人道主義是國際紅十字運動的思想理論基礎,國際紅十字運動奉行的人道主義的核心是“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紅十字運動來到中國以后,雖幾經風雨,但人道始終是其不變的宗旨,成為紅十字精神的首要內容和精髓。 

      1986年,國際紅十字大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的《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章程》,確立了七項基本原則,其中第一條就是“人道”,第七條是“志愿服務”,“志愿服務”就意味著“奉獻”。顯而易見,紅十字精神派生于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宗旨、使命和基本原則,沒有國際紅十字運動,就沒有紅十字精神。 

      紅十字精神汲取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養分 

      中西文化歷來有相通之處。紅十字精神一經提出,很快被廣泛傳播弘揚,成為中國紅十字工作者、志愿者的共識,并被不少業外人士所認同,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汲取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養分。 

      雖然中國古漢語中的“人道”與現代“人道”概念不是一回事,但作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觀念和最高道德規范的“仁”,卻包含著古老的人道主義觀念,與現代“人道”的意義相近。 

      “仁”是自我對他人的態度,對他人的關懷愛護,故《國語》有“言仁必及人”之說。孔子和孟子都強調“仁者愛人”,如果說孔子以前的仁主要是指對雙親的愛,之后則發展為普遍、公正無私的博愛,孟子更是把“仁”擴展為“親親——仁民——愛物”,唐朝韓愈則明確強調“博愛之謂仁”,把“博愛”作為“仁”的主要內容。道家思想鼻祖老子說自己有“三寶”,第一個寶就是慈愛。墨家倡導“兼愛”“非攻”,反對“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同樣內含著“人道”“博愛”思想。 

      事實上,紅十字精神的形成過程是中西優秀傳統文化逐漸融合的過程,是紅十字運動中國化、本土化的產物,蘊含著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基因,這種基因使紅十字精神能夠扎根、發芽、開花、結果,為所有紅十字工作者和關注紅十字事業的人士所認知認同,因而是有生命力的。 

      紅十字精神是來自時代的呼喚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精神。在很長一個時期里,紅十字精神雖然沒有完整明確的表述,但確實存在。回溯紅十字精神的演變和形成歷程不難發現,紅十字精神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內涵,都是特定時代的呼喚和要求。 

      從日俄戰爭到辛亥革命,從北伐戰爭到淞滬抗戰再到全面抗戰,整個戰爭時期,救治傷病員和賑濟難民是紅十字會第一要務,“博愛恤兵”自然成為那個時期紅十字精神的集中體現。 

      抗戰勝利后,紅十字會工作重點轉移到“變消極性為積極性,變慈善性為社會性,變局部性為普遍性”,因而“服務社會,博愛人群”成為當時紅十字精神的集中體現。新中國建立以后,“救死扶傷,實行革命人道主義”成為紅十字精神的內涵。 

      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伴隨著思想不斷解放的腳步,人道主義寫入了黨中央的文件,1986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明確提出“在社會公共生活中,需大力發揚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 

      1993年頒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明確將中國紅十字會的性質定為“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社會救助團體”。從此,人道主義思想在神州大地廣為流傳并逐步深入人心,這為紅十字精神的概括提出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法律環境和社會基礎。 

      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同時,社會上一些人也產生了金錢至上、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等錯誤思想觀念,出現了只講索取不講奉獻等現象,那個時代迫切需要人道、博愛特別是奉獻精神。1989年央視春晚,一首《愛的奉獻》紅遍大江南北,廣為傳唱,是時代呼喚和人民心聲的反映。 

      至此,對紅十字精神進行提煉概括,就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了。1995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錢正英在中國紅十字會六屆二次理事會上明確指出:“‘人道、博愛、奉獻’是紅十字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從此,紅十字精神被廣泛傳播弘揚,成為紅十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推動新時期中國紅十字事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和強大動力。 

      縱上所述,不難看出,紅十字精神不是三年五載形成的,也不是哪個人苦思冥想出來的,它來自于國際紅十字運動150余年的風云激蕩,來自于中國紅十字事業110余年的曲折前行,來自于改革開放40年的撥亂反正和與時俱進,其血液中流淌著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基因,是全體紅十字人都應珍惜的寶貴精神資源和財富。我們講文化自信、講紅十字文化自信,無疑應當包括大力傳播弘揚并踐行紅十字精神這一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紅十字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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